那年夏天，满脸稚气的我跨出卫校的大门，满怀期待和好奇迈进医院，成为了一名母亲口中“打针（输液）发药”的护士，在简短的入职培训后正式开启了我的“打针”之旅。治疗室内一排铝盒子，里面躺着一个个灭菌后的吊筒，将玻璃瓶内的无菌液体倒入2L大小的广口玻璃吊筒中，用玻璃注射器将药物稀释后打入吊筒内，盖上盖子，吊筒下面的橡胶管连接钢针，为病人输液。每次输液，我们都要注意避免铝盒、吊筒等之间发生碰撞，“咣咣”的噪声是其次，最怕的是发生破碎，导致药液浪费。使用完后，我们要把注射器、吊筒仍然装在铝盒里，与消毒供应室工人进行清点交接，放在箩筐里，用扁担挑到供应室进行清洗、消毒、灭菌，出生农村的我惊奇的发现，运送各种物品，箩筐、扁担在医院里仍大有用武之地。在那个时候的输液中，我们经常会遇到家属喊“老师，病人在打抖”，我们经常判断，发生输液反应了，立即予以对症处理，在业务学习、“三基”考试中，输液反应是常考内容。反复使用、多次高温灭菌的玻璃注射器在使用中时有碎裂，曾经有一个老师在配药时发生注射器碎裂，右手掌心被割得鲜血淋漓，去外科缝了好几针。那时候，“一针见血”是对护士工作能力的极大肯定。那是1995年，那年我19岁，风华正茂，祖国46岁,正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阔步前进。

那一年，我读到一篇文章，作者是一位到新加坡出差的政府人员，因患急病到当地医院住院治疗，文中写到与本地住院的差别，其中写道有一种针可留在血管内使用一周而不必每天扎针，痛苦极大的减少（作者没有写明是留置针）。我至今记得那种无比羡慕的心情。那时，我们刚刚用上了一次性输液器和钢针，想到扎针困难时，4、5个护士姐妹轮番上阵或者一齐上阵，找手找脚甚至找头部的血管，想到病人病情突变时扎针的紧张心慌，想到小朋友扎针时因疼痛而生的恐惧哭喊，觉得这个针好好啊，我们好久能用上啊。那应该是2000年左右吧，我24岁，祖国51岁。

已经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，留置针进入了中国，然后，慢慢进入了四川，再后来也进入了我们医院，并从手术室慢慢进入了我们各个内科。我也用上了曾经梦想中的输液工具，我不断的练习、不断地摸索，成为了一名扎针的好手。而留置针也不断改进迭代，作为祖国西南省区的一个西南城市，新产品进入我们的临床与东部发达地区的时间差也越来越小。

那一年，我科护理人员首次参加了四川省“静脉输液治疗”的专科护士培训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“打针”并不仅仅是“打针”，“一针见血”仅仅只是开始，在输液治疗领域中，如何恰如其分的选择输液工具，如何预防和处理输液相关的并发症，护士都大有可为。我们相继开展了PICC、超声引导下改良赛丁格技术置入PICC、输液港置入与维护等。

那一年，秋高气爽，我去北京参加“静脉输液治疗专科护士培训”，从理论到实践，我的“扎针”之旅如同安上了翅膀。聆听来自北京各大院校、医院业内大咖们的精彩授课，越发体会到输液治疗的进展来自于祖国的日益强大。比如PICC ，上世纪末从国外引进时我们处于绝对落后的地位，在千千万万同行的拼搏下，本世纪初我们在快速地追赶，距离越来越近，到最近几年的学术交流中，我们国家的研究成果让欧美同行频频点头认同。那一年，我41岁，已经不惑之年，我不惑于个人成长来自于科室与医院的平台，更来自于祖国坚强有力地托举。那一年，祖国68岁，正在世界舞台上焕发着越来越夺目的光彩。

    近年来，输液治疗实践领域风起云涌，跨学科的合作如火如荼，到今年，我院已经成功开展下肢PICC置入术、上臂输液港置入术，我积极配合完成了全院静脉输液横断面调查，还在积极推动全院置管与维护中心的整合与建立。在祖国70华诞之际，我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从建国时的35岁提高到了2018年的77岁，翻了1倍还多。这举世瞩目的成就里面，也有我的一点点微光，我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。20多年来，我从一名对护理工作懵懵懂懂的小姑娘成长为副主任护师，作为一名普通护士，我是全国300余万护理人员中的一员，我所在的医院，是全国近千所三甲医院中的一所，我的经历，我的成长之旅，是全国千千万万各行各业同胞的缩影。

先贤曾说，怎样让一滴水永不干涸，唯一的方法，就是把它溶入大海。怎样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呢？就是投入到伟大祖国的建设中去，为人民健康、为民族复兴、为祖国的八十、九十、百年华诞奋斗！